九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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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有点“转学癖”，且素不重文凭。他在上海就转了好几次学，无一毕业。小有不如意，就要走路。到美国后又思重来，胡适1911年6月17日致章希吕的信中，已提到“有去nete11之志，不知能实行否？”不知因为什么，已对康乃尔不喜欢。可知胡适对此校有某些不满意，很早就有转学校的念头。如果成功，则至少在康乃尔又不会毕业。后虽坚持到毕业并继续念研究院，终不能久留，到底还是转走了。他在1915年3月22日给母亲的信和4月25日的日记中，都详细谈到演说过多之事，三年中演说已过七十次，“得益之多，非言可罄；然荒废日力亦不少，故以后决意不再受演说之招矣”。那时大约已知停奖学金了。那年7月11日胡适给母亲的信中，列举了七条转学的理由，其中有的显然是信口开河（如说“德国学生半年易一校”），可知其转学确有不得不为之意。7月下旬起，日记中已多离别之言，但并不说要走；要到8月21日，才说“余已决计往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一年”。胡适的日记本是写给人看的，所以不得意事常委婉出之。[19]

  但这次转学对胡适的学业未必真好。胡适本来是只准备念两年博士班就毕业拿学位的，若留在康乃尔，并非不可能。他虽因演说而丢掉了奖学金，但既然在康大入选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在该校终是一个已建立名声的学生，美国大学是颇重此点的。到哥大则一切都要重来，特别是名声要重建，而他似乎也并未成功地树立起优等生的声誉。且胡适在康校所修多为哲学史，正与其后来所做论文近。他在哥大所修的课，好像有不少与他的论文关系不大。胡适在哥大主修哲学，副修汉学，写出来的论文实则更多是在副修而不是在主修里，要一举通过，的确有些困难。杜威的名头诚大，在那时肯定是压倒康大哲学系的。但杜威并不做哲学史，大牌教授与一个只修过两门课、平时过从也不多的外国学生之间，不会有太多的思想交流。既无名声，又乏交流，到校不过两年，突然送上一本对美国人来说简直几乎是史前时代的关于“化外之民”的思想史研究，又怎能引起杜老先生的重视呢？胡适在其博士论文的序言中说，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的出点，是与传统的中国学术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服洋人，尤其未必说服杜威。因为他对“传统的中国学术”既不了解，恐怕也没有多大兴。

  其实博士论文是小事，关键是胡适这两年间大概没有读多少书。胡适在转学时心已较花，旁骛确实太多。他虽自解说转学是因在康大应酬多，实则在哥大应酬比在康大时更多。胡适到哥大一年，自己统计收信999封，信874封，平均每日要写两至三封信。观其摘录在日记上的信件，许多都还相当长。唐德刚先生注意到，胡适与陈衡哲通信五个月，便出四十多封信；在哥大读书将近两年期间，给韦莲司的信有一百多封，而与另一洋女子瘦琴女士通信也颇多。其间胡适还在搞他的“文学革命”（详后）。胡明复那时写“宝塔诗”赠胡适，就婉言说他整日不读书而专作白话诗。[2o]这种情形下，如何写得好论文。难怪胡适的博士论文答辩要出点问题。但有“转学癖”而又素不重文凭的胡适，大约也不是十分在乎，当着北大的聘书一到，就又像以前一样开步走路了。

  不过，拿文凭的迟早并不十分重要，关键是胡适的学业确实完成了。这与他家庭的支持和督促是分不开的。胡适读完第一学年后，写信给二哥，说他想在第二学年完后的暑假回国一趟。可是二哥“甚不以为然”，他肯定了胡适想念家人的“天性之敦厚”，但认为“学未成而归，岂不有负初志？”二哥特别举日本维志士出外游学，立志“学若无成死不还”的例子，要胡适“务其大者远者，毋效妇人女子之所谓孝也”。[21]可知二哥自己虽然已不能奋进，对自己的小弟弟却有着厚望，也以成大器者勉之，与胡母的一贯想法颇接近。胡适曾说，家人中于他有恩者是母亲与二哥，是有深切体会的。

  胡适在美读书期间的转学和续读，家人都颇能识大体，支持胡适自己的决定，不坚持自己一方的意见，这是胡适能够比较专心地读好书的重要条件。他的二哥虽不赞成他转读文科，但在表明自己的意见后仍让胡适自己决定。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得学士学位后，拟续读硕士、博士，须再留三四年。胡母虽思念儿子，特别想他回家完婚，但也考虑到他是公费，“将来回国必以毕业文凭位置录用”，不再念下去自然可惜；颇感踌躇之余，还是让胡适“自为决定，余不遥制也”。1913年，胡母病重，恐怕不治，吩咐家人说，如果真的不起，仍每月请人给胡适去信，免其挂念，影响学业；同时请人到家照相，以留给胡适回国时一见。到1917年，胡母或觉身体不行了，才开始有信促胡适早些归国。[22]

  母亲的教导，也是胡适在这七年中进一步成长和成熟起来的重要因素。胡适出国前的大醉，颇引起胡母的注意。她每次去信，都要胡适注意戒酒，并坚持到底。胡适虽远在海外，胡母仍随时教导胡适要谦虚。1912年胡适加入世界学生会后，写信回家，自以为增长见闻不少，或微露得意之色。胡母即去信，指出机会既然难得，“吾儿就宜谦逊，不可满足为是”。胡适后来在致江冬秀信中说：“天下事全靠机会。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决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的男女同胞。”足见他很能记得母教。[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