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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当圣人的好处（第1页）

“中产阶级是有很多职业，但是公认的老牌子就那么几个行业。在资本主义统治全球之前，亚洲的农耕帝国们都认为被统治阶级中的中产阶级是自耕农和城市中的工商业小业主。在任何一个时代，不论是奴隶制的城邦还是封建制的王国，每个政权最辉煌的时期都是中产阶级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例最大的时期。

在东亚的经济核心区域－－－－华夏，更是证明了这一铁律。孟子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段话简明扼要的点出统治阶级追求盛世和巩固统治的根本原则，那就是保持中产阶级的稳定，控制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统治秩序就是来自于足够多的中产阶级。

可惜的是华夏几千年来知道这个道理的人不计其数，多得是。可知道怎么实现这些局面的手段的人几乎没几个。只知道结果不知道过程，只有口号没有方法，原因来自于没有人拥有西方科学研究方法。

中国的社会科学起点太高，一上手就是整体的、联系的、全面的、动态的、大格局的阴阳五行学说。像西方的局部的、割裂的、片面的、静止的的研究事物的方法论没有基础。王朝重农抑商的国策导致轻视理论研究和经济科学，因此经济科学很难展出实用科技的高效推广体系和专利法等制度。

像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手段比西方先出现几百上千年，但是没有一套系统的着作来归纳总结，至于总是无法跳出稳定的循环怪圈。就连孔圣人推崇的管圣人都没有达到斯密的水平。

就算出现一个又一个新的王朝，一个又一个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之类的变法分子，结果还是一次次不断强化中央集权，中国的一切变法都是围绕集权进行的，如果不是，不说必然失败，出现在历史记载中的概率都很低。

要想改变中国的宿命，就要从现在这个最好的世纪开始改变。我们建立辰基集团不是为了培养一批寡头财阀，而是培养一批中小资本家。从我们开始选择合作伙伴就可以看出我们只挑弱小良民的本意。

我们培养的那些进士举人，出来做官和进入朝堂，就是为了注入一股新鲜的不同于旧有的围绕君主权力的意识形态给高层。胡适说过‘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事实证明过不了多久，在程朱理学的灌输下，中国真的成为一个自私的国家。每个统治者都喊着奉献他人的口号，干着没有底线的勾当。孔孟的仁义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口号，已经部分过时了，那种奉劝统治者对黔仁义的口号对现在的统治阶级没有任何吸引力，现在统治阶级需要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来顶替没有生命力的汉儒和佛道等非主流思想。我认为这种思想就是比较前的天人合一新儒学思想，具体包括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个人层面）；民族平等、信托责任（社会层面）；自由、法治（国家层面）；内圣外王，这24字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确立“平天下”（全球层面）的核心价值观。

圣人的名号都是他们死后，统治阶级为了抬高意识形态理论缔造者身份，从而间接抬高执行者－－－－自己身份的而加封的谥号。在中国，没有一个圣人在活着的时候，自己的思想能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世的意识形态大师会对名义上也是圣人的世俗君主形成威胁。所以中国没有活着封圣的非君主案例。可是一旦出现一个承前启后的当世之圣，那么他的影响力足以爆炸式的推进历史的进程，比如穆罕默德和那些‘明君’。”李基抬出自己的终极计划中造神计划的内容。

“这可是比吕不韦的投资君主的买卖更攒功德和实力啊！你准备怎么开展工作呢？”钱进一副看戏的表情。

“苏轼可以说会起到一个放大器的作用，知道苏门六君子吗？”李基问到。“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聪明人不用多说，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洗洗睡吧！明天还要上课呢！”钱进推开小茶室的门离开李基的别墅回家休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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