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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十八章 衣冠禽兽（第1页）

次日，需升衙点卯，冯过穿戴一新，自有一派凛然官威。

说起官威这事委实是玄之又玄的，绝非天生，而是浸淫官场所得。说穿了，便是位置决定一切。一旦上位，言行举止自是要慎之又慎，所表现岀来的距离感便是所谓的官腔与官威了。即便再如何亲民接地气，也不可能与寻常百姓“打成一片”。

这大红袍呀，咋看咋别扭，对于冯过而言，还是T恤牛仔裤穿的舒服。

呃，有矫情之嫌。

“青袍官仕轻，白更悲泣”。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冯过是有点晕的，这身官服大致介于那个时空的宋、明之间，饶是自认对历史了解颇深的他也是有些懵圈。

本朝太祖洪武二十六年法令规定文武百官的朝服都沿袭昌楚朝服的式样，外穿红罗上衣、下裳和蔽膝，内穿白纱单衣，足登白袜黑履，腰束革带和佩绶，头戴有梁冠。官员的等级通过冠的梁数和绶带的不同纹饰表示。

元丰改制之前，青色官服适用于九品以上官员，绿色官服则是七品以上官员，绯色官服则代表五品以上，紫色官服则是三品以上的朝中大员。

元丰改制之后，青色官服被摈弃不用，七品包括七品以下的官员，只能身穿绿色官服。六品以上的官员，则是身穿绯色官服。四品以上的官员，其官服颜色还是紫色。

此所谓“已上文武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绯，九品已上服绿。”

另外，皇帝会给立过大功的官员特赐“鱼袋”。

“鱼袋”便是佩戴于腰上的小荷包，共分为金、银两种不同颜色。

一般来说，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身穿官服，佩戴银色鱼袋。四品以上的官员，则是可以佩戴金色鱼袋。

因此，“鱼袋”乃是用来彰显官员的身份。

冯过，自是没有鱼袋，“无功难受禄”。

上述算是那个时空宋代的官服规定，但却揉进了彼时明代的样式。

比如，大定给每级官员都设计了一种动物图案作标志，把它绣在两块正方形的绵缎上，官员常服的前胸后背各缀一块，即“补子”是也，这种官服就叫补服。

洪武二十四年规定，补子图案公、侯、驸马、伯麒麟、白泽；文官绣禽，以示文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绣兽，以示威猛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除此之外，还有补子图案为蟒、斗牛等题材的，属“赐服”类。

所谓“衣冠禽兽”，盖因此出。

别扭只是他自己的小小心理活动，在旁人看来那绝对是眼前一亮，样貌俊美、身形高挑的少年郎衬上这身朱袍，太养眼了。

大定知州（知府、知军）和通判分厅办公，通判有自己的衙署，除了刑狱诉讼事务外，还有权力过问粮食运输和水利工程，以及田产物权方面的事情。

对于地方上的规定比较细致，知府知州和通判都是地方上位置最高的官员，为了区分开他们，平常并不在一起办公。三个官职都有自己的办事机构，安排配套的相关办事人员。地方上的官职一般是文臣为正，武将为副，政务上以文官为主。

大定建立后，国内局势比较安定，对外倾向于和谈，原则上不轻易诉诸武力。因此武将在地方上主要是练兵，政务上几乎没什么决定权。通判和武官其实都是辅佐型官员，但通判有权过问粮运等重大事务，是对知州知府的补充。

欧阳修在《归田录》这样说

“国朝自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既非副2，又非属官。故尝与知州争权。每云‘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举动为其所制。”

这样的争吵实际上就是权力归属的问题，到底是谁说了算，恐怕只有找太祖来做出必要的解释说明了。但其实，常威早就想到了！

欧阳修在《归田录》接着说到

“太祖闻而患之，下语书戒励，使与长吏同押。凡文书，非与长吏同签书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常威对于这件事也非常的头痛，于是就下旨让他们都好好工作，但凡是州府的文件，知州或知府都必须和通判联合签署才能生效，任何一方单独签署都不能生效，于是这件事才慢慢的平息下来。

通判既然是皇帝派遣去监督知州或知府的官员，那么其本身应该很可靠，但是如果这个通判并不能胜任皇帝所交付的任务，或者和地方官员勾结，那么这种名义上的监督就不存在了。太祖的应对方法是在科举中选拔，朝廷规矩科举考试每科的一甲前三名无须待缺，除了授予京官的之外，都可直接授予州府通判。

是以，冯过这从五品通判一职虽说是越阶任命，但也是师出有名，名正言顺。

当然，虽说通判权力与主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冯过却从未想过与宗泽争权，他真心想为其分忧解难，姿态放的很低。

虽然是分厅办公，但平素可以多走动的嘛，且看日后吧。

今日是上任之始，该走的程序尚得走上一遭。

一般而言，主官上任之日需行上任礼、讲学、盘仓等，一连几日折腾后，才能走完流程。他倒是无需如此复杂，升衙署知晓份内之责即可。

他这个通判属下也有不少人，幕僚即幕职官有签书判官厅公事、团练判官、团练推官、团练掌书记；属官是诸曹官，有录事参军、司户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监粮料院、监盐、监仓、监钱、监酒、监镇、监门、监茶、监场、监务等监当官。

堂下众属官尽皆躬身行礼，冯过端坐上堂受礼，乃起身朗声道“诸位，朝廷设官置吏，欲其敬神恤民，亲贤远奸。兴利除害。某不敏，忝兹重任。尚赖一二僚属，及邑中长者，匡其不逮。庶免后艰。其四境之内，利有当兴，弊有当革者，某等当共竭力为之，以安黎庶。”

堂下诸人齐声应过，而后将之前所管理的事务以及尚未完成的任务，逐一撰写须知，呈报给新官逐一在文书签字。照依各房呈报须知事目，逐一落署判公事毕。

走完流程，换上常服，看看已近午时，干脆下午再去乱流堡拜见宗泽，趁着午膳前的时间，冯过顺手拿过刑狱案件卷宗翻阅。

这些卷宗涉及面极大，皆是前任通判任期积压下来未判决的案件。

其实，为官判案不太会劳心费神，若无必要，百姓并不会告状报官。

第一道程序是“放告“，就是允许老百姓告状。不是谁想告状就能告状的，如果想告状就能告状，那官员一天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就在衙门等着接状子了，这不现实。同时，官府也不想助长百姓告状的氛围。所以，官府接受百姓诉状是有时间限制的，要么是逢五逢十，要么是逢三逢八，各地不同。在这几天衙门打开，允许百姓告状，称为放告。一般每个月只有几天放告，同时照顾到农业生产，农忙时节不放告。比如五月、六月、九月、十月，大家都忙着田里的活，不允许告状，节假日也不放告。所以算下来，一年真正允许老百姓打官司的也就四五十天，万一碰上刮风下雨下冰雹或者是官员公出、新旧交接，又得减去几天，老百姓真正能打官司的时间也就三十多天。当然，恶性刑事案件不受放告限制，随时可以告状。比如，大街上有江洋大盗拿着大刀斧头群殴，又比如某处现无名尸体，这种事情官府要随时处理。

官司要从下往上，一层一层打，要去归属地的州县告状。知县、知州拿到状子，收还是不收，是有讲究的。兄弟分家产，知县不收；夫妻闹离婚，知县一般也不收;邻里矛盾，知县还是可能不收。大多数案子，州县官员是不会收下状纸，也就是说是不予立案的。

老百姓闹到官府的纠纷，绝大多数是民事纠纷，很少有刑事案件。民事纠纷又集中在两类，第一类是财产纠纷，商品买卖、争夺田地、分割遗产、子嗣过继，等等；第二类是感情矛盾，离婚、通奸、私奔，等等。官员认为官府不便于硬性介人这些民事纠纷，况且很多事情不道德，很害臊，家丑不可外扬，完全可以找族长，找乡绅来解决。甚至可以当场劝解，让原被告双方协调出一个解决方法来。官府就这样把大多数案子推给了社会力量来化解。

普通百姓可以把纠纷摆到衙门大堂上去理论，前提是他必须承受书吏、差役等群体的骚扰、侮辱和勒索。他必须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心理准备，除了心理磨难，打一场官司就要扒一层皮，而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还不一定有明确的结果，所以，只有被逼上绝路、真正绝望的人才会到衙门口打官司。

可……冯过看着这厚厚一叠的卷宗，不由皱眉难不成治下铜鞮、武乡、绵上、沁源四县多出“刁民”？否则何以有这许多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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